歲次乙未,初冬小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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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/02/29 第5280期  訂閱/退訂看歷史報份直接訂閱

人文薈萃 歲次乙未,初冬小雪

  人文薈萃

歲次乙未,初冬小雪
聯合報 黃錦樹/

周鳳五老師(右起)、黃錦樹、陳文龍(1967-2006),攝於1990年。 黃錦樹/圖片提供

初冬,節氣在小雪之前的十一月中旬,我給昔年台大中文系的老師林麗真先生寄了本甫出版的隨筆集《火笑了》。附了短箋,說明贈書緣由——將近三十年前,修習林老師的大一國文時,曾寫了篇作文〈我要蹺課〉。用時下的俗語來說,是篇「靠北文」,但也是個行動宣言,我真的蹺課去了。年歲漸長、我自己也當了多年中文系的老師後,心裡不免有愧,贈書是為了致歉,感念林老師當年的寬容,《火笑了》也許比我寫過的任何書都適合這樣的目的。幾天後,收到林老師的簡短覆函,客氣的問,哪天她南下日月潭,是不是約個時間喝茶。在我寫著一樣簡短的回函時,突然就接獲周鳳五老師過世的消息。

當年,林老師的課其實上得很認真。1986年底,機械系的朋友(同年進入台大的高中同班同學)通報說,他們的大一國文老師口才一流,班上那些對古文一點都不感興趣的同學,都聽得津津有味。我去旁聽了一回之後,就決定蹺課去旁聽了。和所有「非好學生」類似,上課的具體內容都不記得了,只記得一些課餘零碎的邊角。周老師其實早就在實施當下流行的「翻轉教學了」——他常讓那些念工科的大孩子上台憑各自準備的材料講解選文的註釋、做白話翻譯,並嘗試講解,他在一旁隨時評議修正;若干戲劇場面,更要求一組組學生輪流上台表演,讓他們進到那古代的情境裡。他是導演,且負責旁白,而又擅長以幽默風趣的口吻不慌不忙的講著遠古時代的故事,因此學生臉上常帶笑容,課堂時聞笑聲。

他總是髮黑如墨、西裝筆挺的提前到課堂,到同學的座位旁閒聊一會,關心一下學生的學習和生活,等鐘響了、人差不多到齊了,再走到講台前,翻開書,清一清喉嚨,正式上課。

我因高中後期大量閱讀李敖的著作,累積了不少困惑,大學時逮到機會就拿來問老師(連軍訓課的教官都不放過),有一次甚至帶了本購自舊書攤、封面有洋裸女的《千秋評論》的「王國維之死」專號。周老師對這問題發表了簡短的看法(具體內容我也不記得了,應是認同殉清—畏懼北伐說),但強調李所作所為「不足為訓」。我記得他還談到一個私人的細節,說台大男十一舍○○室在民國□□年(數字我忘了)有一個後來很有名的人搬走,他隨即搬了進去。那個名人就是李敖。說完後,他笑笑的補充說,李敖很聰明,「智商和我差不多。」(多年以後,呂正惠教授側面印證了他的自我評估,呂說周和龔是他見過的台灣中文系兩個最聰明的人。)

那時我且白目的問了周老師的專長領域,他嚴肅的逐一曲著沾了粉筆灰的手指數給我聽他開過的課,古典領域,從《尚書》、《楚辭》一直往下數,手指似乎勉強夠用。那時我且不知他書、畫俱佳。

我高中時是理科生,統考(大馬獨中版的聯考)成績最好的科目也都是理科,依正常順序應是念理工,但我可以預料那會是怎樣的人生,因此進大學時就避開工而拐進農。念了幾個月,發現那不是我要的,也許受胡亂讀到的雜書影響,對台大的文科也沒多少好感。徬徨著人生不知要往何處走的我,次年會轉入中文系——那其實是個沒有選擇的選擇——和那大半年的旁聽脫離不了干係。

轉入後發現,少壯派老師如柯慶明、林麗真、葉國良、何寄澎、方瑜諸先生都是周老師前後期的同學。但中文系是個冰涼的水潭,我很快就領略到了;完全沒有古典教養背景的我,必修課很少是有興趣的,也很快知道那條路我走不了,況且我有自己的當代要回應(其時只是朦朧的感覺到),但轉系後就沒有退路了。

大三時旁聽周老師的文字學課(大二已修過龍宇純老師的,他退休後換人接手),可能是周老師第一次開那系上必修大課,予人一種全力以赴的莊重感,我的收穫也最多,影響一直到碩士論文(詳我碩論的序,〈讀中文系的人〉,收入《火笑了》)。又一年,選修敦煌學,讀了好些篇敦煌俗文學(〈燕子賦〉之類的俗賦),收穫不大。那年他借調中正、創中文所,我被慫恿去報考,還好沒考上。

敦煌學課的某次休息時間,我看到他靠著走廊的窗,對著中庭枝繁葉茂的老樹和初夏的風,輕輕哼唱一支彼時流行的歌〈隨風而逝〉,唱得相當投入。回應我好奇的目光,他淡淡的提及,一位女性朋友(同學或學妹?)罹癌早逝。聽話中意思,似乎不是一般朋友。那時,我突然問他「老師今年幾歲」,「四十二」他說。他過世後,從訃聞中得知他1947年生,大我足足二十歲。那年就是1989了,我二十二歲。正默默思考馬華文學的困境,反思自己的華人身分,學習寫小說,寫了稚嫩而絕望的〈大卷宗〉,非常苦悶。

那之後許多年一直沒聯絡。我曾在別的文章寫過,一直到1996年寒假,我結婚請客時給他寄了喜帖,他有回函但沒出席。暑假時,知悉新成立的暨大中文系在聘人,我寄了履歷過去,身為創系主任的周老師即直接叫我到埔里上班。彼時仍處於工地狀態的暨大,只有林啟屏、高大威,及和我同時以講師聘入的巫雪如寥寥數位老師。同事後才知道巫是周老師高足、多年的助理和祕書,深得其語言文字之學真傳;林也是他的學生,都修過他研究所的高級課程。在台北,也經常和他的一干弟子門生聚餐喝酒,他們都暱稱他為「周公」。但我們相處只有一年,九七年暑假,他就回台大去了。複雜的人事紛爭,爾虞我詐、機關算盡,學生也分裂成兩派,搞得大家心身俱疲,很不愉快。之後多年沒有往來,一直到去年(2014)八月,偶然看到他的名字出現在臉書留言按讚,方重新以私訊聯繫上。周老師客氣的約我如有到台中,一起吃個飯,說他和埔里的民間友人還有聯絡的。不知不覺,十五年過去了。其後一年,偶爾從臉書看到他含飴弄孫的溫馨畫面,白了頭,老多了。但我自己也老多了。

然後便是葬禮,告別式。

十二月四日,節氣臨近大雪,系上進行著博碩班的入學甄試,恰好沒給我安排工作,故我一早搭車北上。台北比埔里冷多了,還飄著小雨,大風起時身體會不自禁的顫抖。白色花圈布置起來的靈糧堂空間不大,裡外塞滿了黑衣人,但我認得的並不多,一些以為會出席的人也沒見著。會場內外人雖不少,猶不免有冷清之感。寒風裡,靈堂外,只見巫雪如悲不能抑的獨自披髮號啕大哭,一襲黑袍如喪服。

會場內,大小螢幕同時播出周老師的生活照,倒數著他的人生,那是我未曾見過的。年輕時五官比較放鬆,也許二十幾歲就結了婚,俊朗的青年和美麗的妻子;結婚照裡有拄著等身高柺杖的白鬍子張大千,喜孜孜的給新人祝福。似乎很快就當了父親,擁著稚齡孩子時猶一臉青稚。告別式上發送的〈周故教授鳳五先生事略〉裡記述,周先生民59年畢業於台大中文系,取得中文所博士學位及國家文學博士時甫31歲,八年間修得碩博士兩學位,相當迅捷;40歲時升教授(以他的才能,似乎不需那麼長的時間。大學時曾聽過他很節制的吐露一點風聲,當我向他抱怨某君的某門必修課竟然只講朱熹的註而不談文章大義,讓學生自己去瞎子摸象時——某君的名字頗引起他的情緒反應),傑出研究獎、講座教授之類的肯定,更是暮年的事了。以學人而兼才子遭遇尚且如此,多少也反映了中文系這江湖的生態吧。隱約聽說他樹敵無數,亦不知何故也。

古典學厚積薄發,需要長時間的累積。周老師的師長鄭騫先生中年時曾有一篇有趣的文章〈四十之年〉(《永嘉室雜文》,pp37-41)寫年屆四十的感慨,列舉古往今來有的人四十以後才寫出重要著作,或建立事功;有的人的生命「簡直是以六十為開始」。文中且評估自己的家族遺傳、長輩年壽,自期「能活滿易卦之數,已經甚為滿足」。六十二歲時,又補記曰「寫這篇文章時我只有三十九歲,不知不覺,竟又混過二十三個年頭,離文中所說『易卦之數』只有兩年了。現在我可不覺得這個數目『甚為滿足』」;過世前兩年又補記曰:「不知不覺又混過了二十二年,今年已八十有四,……眼前一些勉強可以算作『成績』的工作,都是七十歲以後才完成的。……」鄭先生的重要學術專著,多成於七十之後。周先生雖活過了易卦之數,但很多重要的工作可能都沒來得及完成。還需要更多時間。

我算不上周老師的弟子,關注的領域相差太遠。他在埔里時,也常在一旁看他即席揮墨,即興寫字畫魚蝦螃蟹,但那方面我沒天賦,沒能學到什麼。但我對文字考釋的方法論問題頗感興趣,曾問過他出土文字的辨識依據,他只說那如同「猜謎」。偷偷翻閱過若干相關論文後,確有那樣的感覺。我對古文字的興趣一直持續著,但那是詩學、理趣上的,而非古文字學的。可以說僅僅是從窗外走過──門外漢的立場,但古文字成了我小說寫作的養分。

周老師故後,我曾寫信給友人,云:倘非先生,以我的個性和人際關係,以台灣中文學界的生態,我可能會一直找不到一份穩定的工作——更別說是搭上「老賊」(舊制,不必經過助理教授那一關)的末班車。如果是那樣,多半還是會回馬來西亞去吧。

當年聘我到暨大,他告訴我,理由之一是我應該可以教寫作。他把暨大中文系本科的大一國文規畫為小班制的「閱讀與寫作指導」,我是最早的任課老師之一。應聘之前一年的1995,我以〈魚骸〉得中國時報文學獎小說首獎,寄履歷時多半是附進去了,伴隨碩士畢業後發表在《中外文學》的幾篇論文,及以章太炎為議題核心的碩士論文。反諷的是,〈魚骸〉既是對自身華人的文化處境的思考,也是對台大中文系本身絕望封閉氣氛的直接回應。那對古文字的陰鬱想像,多少也淵源於當年的文字學課,以及台大文學院荒涼衰敗的絕望感(近年大翻修過了,還裝了鐵窗和冷氣)。我的碩論原是對中文系的告別,但迄今猶告別不了,甚至得賴以謀生。

有一回他認真的對我說,能寫作是好的,「那是自我實現」。

90年代初,我台大畢業後,另一位因我的寫作而對我釋出善意的台大中文系老師是吳宏一教授。

算一算,周老師當年借調暨大創中文系所時,也差不多是我現在的年歲。2015年的日子在倒數,這個月的日曆翻過去,我在埔里也就進入第二十個年頭了。二十年,正是我和先生之間年歲的差距。先生享壽69,淋巴癌;逝於1997年的我的父親,也是淋巴癌,享壽66。那也是我對自己年壽的推估的「天花板」。人生逆旅,總有到盡頭的時候。借鄭騫先生四十歲時之言,「能活滿易卦之數,已經甚為滿足」。昔日,愛讀周作人散文的周師,也愛引其「壽則多辱」的感慨(典出《莊子》)。而該做、想做的事,「要趕快做」。這是只活到56歲的魯迅的話了。

我真沒想到老師輩中最早走的是他。師長輩中,對我人生軌跡影響最大的並無第二人。聊述師生之誼,差堪告慰的是,這十多年來的學術和創作,並無愧於先生當年的賞識和期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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